陈学礼:谈到这里,你们可能也已经感受到,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把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扯开关系的,没办法把它们彻底分开。实际上在1895年电影产生没几年后,整个影像的创作有两个分流,一个是保持了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传统,另一个可能进入了所谓虚构电影的脉络。在这个过程中,民族志电影这个脉络其实又是慢慢从纪录片里分离出来的,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民族志电影的“妈妈”到底是谁?实际上还是纪录片。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叫它民族志电影。卓别林的《凡尔杜先生》,希区柯克的《电话谋杀案》,他们都关注到杀妻案背后的社会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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